記者 楊穎琦 文圖

作為我們熟悉的古代人物之一，王寶釧在文學史和戲劇史中曾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，甚至一度因“苦守寒窯”“挖野菜”等故事情節登上熱搜榜，被當下年輕人調侃為“戀愛腦”。而在近日觀看由山西省蒲劇藝術院演出二團帶來的蒲劇《王寶釧》中，卻讓記者在跌宕起伏的劇情中，看見了一位在封建禮教枷鎖中撕開裂縫、以生命踐行自我意志的女性覺醒者。

“三擊掌”的決裂

故事起始于彩樓拋繡球，相府大小姐王寶釧打破門第觀念，選中了貧漢薛平貴。這一選擇，是她最初的自我意識覺醒。在那個封建等級森嚴的時代，婚姻往往是關于家族利益的聯姻，女性的意愿常被忽視。然而，王寶釧卻勇敢地遵從內心，看到了薛平貴的“貧而有志”，這是她對傳統婚姻觀念的大膽挑戰。

如果說“拋彩球”是反叛的序幕，那么“三擊掌”便是王寶釧與封建父權的正面交鋒。面對父親“嫌貧愛富”的悔婚，這場戲將矛盾推向極致，也讓王寶釧的反叛精神在這一場戲中迸發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在封建家庭倫理中，“父為子綱”是不可撼動的，子女對父命不可違抗，更別說反抗了。王寶釧父親以“贖回繡球”“寬下寶衣”“斷絕關系”等要求向寶釧層層施壓，本質上是試圖用封建父權迫使她屈服。但寶釧的回應卻異常堅決：從“據理力爭”到“據理反駁”，她列舉堯、舜、禹、湯等先賢與姜子牙、韓信等出身貧寒卻成就大業的歷史人物，向父親闡明“自古貧人莫量盡”的道理，用知識與理性對抗父親的偏見。這般“巧言善辯”本身也是對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的隱性反叛。

而在這場重頭戲的演繹中，演員閆海燕將王寶釧內心的掙扎展現得淋漓盡致。面對決絕的父親時，她偷瞄父親時的期盼，是因多年親情生出的挽留；她拽住父親衣袖時的嬌嗔，是一個女兒面對寵溺她多年的父親的柔軟；而當父親步步緊逼時，她失口說出“擊掌就擊掌”后的以手捂口，以及最終“狠心三擊掌”的顫抖，既表現了寶釧與親情決裂的痛苦，更深藏著“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”的堅定。這種堅定，是封建背景下女性爭取做自己的反叛：她拒絕將自己的婚姻淪為家族交易，堅持以“活生生的人”的標準選擇伴侶，而非以財富、地位為標尺。正如她在《三擊掌》中所言：“只要他為人正、立人德，兒一生相伴也心甘。”

在那個封建時代，這種決裂需要何等的勇氣？在“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”的封建教條下，女性的生存往往依附于男性親屬。而此時王寶釧奔向寒窯的選擇，不僅是對愛情的堅守，更是對“女性必須依附男性生存”這一邏輯的挑戰——她寧愿舍棄相府的榮華富貴，也要換取人格的獨立，這種“不自由，毋寧貧”的精神，即使在今天看來，依然是驚世駭俗的。

“守寒窯”的決心

“出走”后的王寶釧隨自己的愛人住進了寒窯，過著清貧但快樂的新婚生活。演出二團的演繹版本在這部分劇情中并沒有著墨許多，而是很快過渡到薛平貴征西后的“寒窯十八年”，而這部分恰巧也是王寶釧形象最易被誤讀的部分。有人將其解讀為“對丈夫的無條件等待”，甚至大批其為“戀愛腦”，而在觀看蒲劇《王寶釧》之后才發現，這份堅守背后，依然深藏著獨立人格的閃光。

在劇中，“別窯”后的王寶釧并沒有苦等愛人的“拯救”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生存著、抗爭著：她自力更生，“挖野菜”“縫破衣”，用勞動維持生計，拒絕向曾經拋棄她的父親低頭；她始終堅信薛平貴的清白，在魏虎等人的構陷中守住對薛平貴的信任，這種信任并非盲目的依附，而是基于對自己選擇的堅定——她相信自己選中的人“貧而有志”，也相信自己的判斷不會出錯。

更重要的是，18年的貧寒沒有磨滅她的棱角。當薛平貴以靖邊王身份歸來時，她沒有因榮華富貴而迷失，反而在《拜壽》這場戲中怒斥魏虎、直面堅持讓她改嫁的父親，將當年的冤屈與堅守和盤托出。這種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”的品格，正是其獨立人格的集中體現——她的價值從不依附于外界的評價或物質的豐寡，而在于內心的堅守與原則。

蒲劇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，也為王寶釧這一人物的自我意識覺醒增色不少。演員閆海燕通過高亢激昂的唱腔，將王寶釧內心的情感和堅定的意志盡情抒發。在《三擊掌》中，那一段段慷慨陳詞的唱段，如同一聲聲號角，表達出她與舊觀念決裂的決心；而在《別窯》里，婉轉悲戚的唱腔，細膩地展現出她對愛人的不舍與對未來生活的擔憂，同時也體現出她堅守選擇的執著。其他演員的優美身段、傳神“眼技”等表演細節，也為整部劇角色刻畫、劇情演繹錦上添花。

時間跨越千年，王寶釧的形象為何依然能打動當代觀眾？因為她身上的反叛精神與獨立人格，觸及了觀眾對“自我解放”的追求，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強烈共鳴。